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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言”指外交辞令，“专对”则是外交谈判、应对之意。两段话的意思是：不懂《诗经》，不会赋诗，就无法参与外交活动。熟读《诗经》三百篇，如果政务不通，不能独立地谈判应对，那么诗读得再多也是没用的。
孔子。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孔子的说法佐证了盛行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外事活动——“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交往中，“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而高雅的外交传统。各国君主和使节常在正式场合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意图，就像对暗号一般：赋诗者以诗表意，对方则从诗中领会言外之意并巧妙回复，双方通过诗歌来“微言相感”，达到沟通的目的。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来源/上海博物馆
“赋诗言志”起源于西周时期的“燕享之礼”。所谓“燕享”，即贵族之间的宴饮招待礼仪。据《周礼》记载，周天子和诸侯在举行宴会时，有固定的乐歌程序，这些乐歌在仪式中演奏，象征着君臣的关系和国家的秩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式微，诸侯不再遵循严格的礼乐制度，但西周遗留的诗乐文化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交礼仪。诸侯在外交宴会上也会奏乐、赋诗，以此表达敬意和交流意图。可以说，赋诗言志是对西周燕享礼仪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只不过此时赋诗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礼仪教化，而是成为诸侯卿大夫传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诉求的工具。
春秋时期高柄小方壶。来源/山西博物院
春秋时期的赋诗活动有一定的形式和规则。赋诗者往往在特定的场合下“赋”出某首《诗经》中的篇章，有时由乐工歌唱，有时由赋诗者朗诵。赋诗者可以“断章取义”，即截取诗中某一句或某一章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不一定顾及原诗的上下文。这种“赋诗断章”的做法使得赋诗者可以灵活引用《诗经》来服务于当前的外交情境。《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意思是赋诗时截取诗中合适的部分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因此，赋诗者不仅要能熟练背诵《诗经》，还需深谙诗义，以便选取恰当的诗句。同时，赋诗通常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赋诗者以诗言志，对方则需理解赋诗者的用意并以诗作答，以此形成交流。如果对方未能领会赋诗者的意图，赋诗者往往会进一步解释或继续赋诗，直到对方回应为止。赋诗的过程中，赋诗者和听诗者都需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领悟力，否则就可能产生误解。正因如此，赋诗被视为春秋时代外交官必备的素养之一。
场景一：进行政治试探
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宴会赋诗一旦承载表达请求的功能，便常常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赋诗者贯彻其明确意图的手段。在两国关系微妙或存在利益冲突时，赋诗者会选择特定的诗句来暗示对方自己的意图，从而达到试探或沟通的目的。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与《国语·晋语四》都记载了秦伯享公子重耳一事。晋公子重耳因晋国内乱流亡在外，先后投奔卫、郑、齐等国，均未获得支持。直至赴秦求助，秦穆公对其礼遇有加，并希望通过扶持重耳来加强秦晋关系。
春秋秦公铜簋。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有一次，秦穆公设宴款待重耳，席间穆公首开话锋，赋《采菽》一诗：
“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采菽》原本是描述诸侯来朝见周天子，天子赏赐他们的场景。秦穆公赋此诗，用意极其微妙，他将自己比作“天子”，将重耳比作“来朝”的诸侯。意在观察重耳会如何反应——是会安于附庸地位，还是会展现出未来晋国国君应有的尊严？诗中“路车乘马”“玄衮及黼”都是厚重的赏赐，暗示他愿意资助重耳，助其回国。又表达了政治潜台词：如果你在我的帮助下成为国君，将来应如何“朝见”和回报我呢？
重耳听出了秦穆公的用意，随后以诗作答，赋诗《黍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黍苗》是赞美周宣王时的贤臣召伯虎辛劳经营南国，如同甘雨滋润黍苗一般。重耳引此诗，将自己比作渴求甘霖的幼苗，把秦穆公比作及时雨，表达了自己对秦穆公援助的期待和感恩。
秦穆公见重耳应对得体、态度谦恭，便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又赋《鸠飞》：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我心忧伤”暗示他对重耳长期流亡、思念故国的处境感同身受，“念昔先人”指怀念秦晋两国先君时代的友好关系，借此拉近距离。诗中“明发不寐”，应是在告诫重耳，未来为君，责任重大。
“秦公”青铜壶。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重耳紧接着赋《河水》（今本《诗经》作《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将自己比作“流水”，将秦国比作“大海”，用最形象的比喻，向秦穆公保证，自己绝不会忘恩负义。
秦穆公显然非常满意，最后赋歌颂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讨玁狁、中兴王室的《六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意味着他不仅支持重耳回国，更期待他能整顿晋国，成就霸业。
秦穆公出题，重耳应答，秦穆公共情，重耳承诺，秦穆公定调。通过这一系列“诗的对话”，两位政治家在没有明言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深入、精准的政治谈判和战略结盟。后来重耳果然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重耳影视形象。来源/《东周列国 春秋篇》
这一事件生动地体现了赋诗在外交试探中的作用：赋诗者以诗为暗号，对方通过解读暗号来判断其意图，双方以诗传情，既维护了外交礼仪，又达到了沟通目的。
场景二：巩固外交友好
如果说在关系微妙时赋诗旨在试探，那么当两国关系稳固时，赋诗则更多地承担起巩固友好、强化情感纽带的作用。此时，赋诗者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隐藏意图，而是可以直抒胸臆，通过精心选择的诗句，唤起双方共同的历史记忆或亲缘关系，将现有的友好情谊仪式化、公开化，从而为未来的政治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左传·襄公二十年》记载的“季武子如宋报聘”便是一个典范。鲁国执政卿季武子出使宋国，此行是对此前宋国大夫向戌访鲁的回访，本身就是一次友好的外交活动。在宋国国君特设的招待宴会上，季武子作为主宾，有意地营造了极为融洽的氛围。他不仅对宴席的隆重安排再三辞谢，以示不敢当此殊荣，更在宾主尽欢之际，赋了《常棣》的第七章和最后一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春秋“宋公栾”青铜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常棣》是《诗经·小雅》中的名篇，核心主题是申述兄弟情谊的深厚与重要。季武子所赋的两章，描绘的是一幅家庭和睦、琴瑟和鸣的温馨画面。然而，在宋国国君的宴会上吟诵此诗，其意远不止于赞美家庭伦理。此时宋国国君的母亲正是鲁国公室之女，两国存在着现实的姻亲关系。因此，季武子赋此诗，以“妻子好合”来隐喻宋鲁两国通过联姻建立的亲密关系，以“宜尔家室”来表达对两国关系和谐稳固的美好祝愿。这一举动，瞬间将外交场合的礼仪性友好，提升到了一家人的情感高度。
在场的宋国国君立刻领会了这层深意，反应极为热烈。史载“宋人重贿之”，即宋国国君赠予了季武子极其丰厚的财物。通过这次成功的赋诗，季武子不仅圆满完成了回访使命，更将两国的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春秋鎏金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郑国六卿饯别晋国韩宣子一事。韩宣子作为大国使臣，在告别宴上主动提议“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意在通过赋诗洞察郑国的政治倾向。郑国六卿（子齹、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依次赋诗。
子齹（cī）赋《野有蔓草》，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达对韩宣子的仰慕与相遇之喜。子产赋《羔裘》，以“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直言对方为国中俊杰，极尽赞美。子大叔赋《褰裳》，以“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委婉提醒晋国需珍视郑国的友谊。子游赋《风雨》，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渲染见到贵客的由衷欢欣。子旗赋《有女同车》，以“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将对方品德比作令人难忘的美誉。子柳赋《萚兮》，以“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生动比喻郑国愿与晋国倡和相随的亲密关系。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
这六首诗均出自《郑风》，构成了一场精心编排的“郑志”展演，既展现了郑国卿大夫的文化修养，更集体传递了对晋国的依赖、赞美与友好期许。韩宣子心领神会，大喜过望，随即回赋《我将》，诗中“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的句子，庄重承诺将敬畏天命，日夜不休地守护与郑国的友好关系。这一赋一答，完成了宾主尽欢的双向确认。
这一事例清晰地表明，在外交场景中，赋诗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投资”。它通过共享的文化经典，将冷冰冰的政治利益包裹在温暖的人情与共同的宗族记忆之中，从而巧妙地强化了联盟的稳定性，使外交友好不止于言辞，更根植于深厚的情感与文化认同。
场景三：体现文化认同
除了服务于具体的政治诉求与外交情谊，赋诗在春秋时期还承载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功能：它是华夏文化圈的身份凭证与认同仪式。熟练掌握并恰当运用《诗》，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是否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的重要标尺。对于边缘族群而言，赋诗更是一种主动的文化皈依与政治宣言。
来源/纪录片《中国》
《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戎子驹支赋《青蝇》”一事，正是这一功能的极致体现。当时，晋国作为盟主会盟诸侯，商讨御楚大计。戎人首领驹支应邀而至，然而晋国的执政卿范宣子（士匄）却在会议前夕当众发难。他不仅指责戎人屡受晋国恩惠却不知回报，更以言语不通为由，暗示其文化落后，实质上是要剥夺驹支的与会资格。面对这基于文化优越感的政治排斥，驹支以赋诗的方式进行了反击。
他首先以胜于雄辩的事实历数戎族历代辅佐晋国、从未懈怠的功绩，驳斥了“负恩”之说。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赋诗《青蝇》：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这首出自《诗经·小雅》的《青蝇》，以嗡嗡飞舞、玷污白璧的苍蝇比喻搬弄是非的小人，恳请君子不要听信谗言。驹支在此刻赋此诗，其用意精妙绝伦：他将范宣子的指责定性为受小人挑拨，既有力地捍卫了自身清白，又巧妙地维护了对方面子，将冲突从“晋戎矛盾”转化为“君子受蒙蔽”的叙事。而这一赋诗行为本身，就是对外界认为戎人言语不通、文化落后的最有力回击——他不仅懂《诗》，而且能在外交斗争的紧要关头信手拈来、运用得当。
此举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范宣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仅当面道歉，更郑重邀请驹支参与会盟。驹支遂得以在盟会上陈述己见，并获得诸侯认可。
春秋晋公盘。来源/山西博物院
赋诗，在这里超越了单纯的诗句含义，成为一种宣告文化归属、争取政治平等的强大工具。它表明，在春秋的外交场域中，共同的文化修养有时比血缘与地缘更能打通界限，促成理解与接纳。赋诗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沟通，也成为化解外交矛盾、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以上案例表明，《诗经》中的诗句在春秋外交中被巧妙地运用于各种情境：或试探对方意图，或表达诉求祝福，或化解矛盾冲突，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赋诗者通过《诗经》中的典故和意象，含蓄而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想法，对方则凭借对《诗经》的熟悉来领会言外之意，以诗作答。这种赋诗言志的方式既符合春秋时期的礼仪规范，又避免了直接冲突，体现了春秋外交的智慧与风雅。
春秋时期诸侯国形势示意图。来源/山西博物院
赋诗言志作为春秋时期外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影响。在那个时代，能否赋诗、能否听懂别人赋的诗，是衡量一个人教养和外交能力的重要标准。据记载，春秋时期各国的贵族子弟从小都要学习《诗经》，不仅为了礼仪，更因为赋诗是社交和外交的基本功。赋诗传统的盛行，使得《诗经》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共同的文化语言，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和交流。卿大夫们游走于列国之间，唇枪舌剑常包裹在《风》《雅》《颂》的诗句之中，看似吟风弄月，文雅非常，实则字字关乎邦交利害。赋诗将政治和文学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春秋时代贵族的风雅气质，也展现了他们在外交博弈中的智慧。
赋诗言志丰富了中国古代外交的表达方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赋诗以诗为媒介，将外交话语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含蓄之美和典雅之风。与直接的言辞相比，赋诗以诗喻志，往往更加委婉、深刻，能够在维护礼仪的同时传达复杂的政治信息。这种外交传统在历史上被后人所继承和借鉴。例如，在唐宋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等国的交往中，也经常出现赋诗唱和的现象，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明清时期，这种赋诗外交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依然可见“以诗代言、引诗论理、赋诗明志、借诗抒怀”的影子。可以说，赋诗言志作为中国外交文化的独特传统，贯穿古今，对后世的外交实践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客使图》。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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