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强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构建和完善、人民币国际化、更为有效地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我国经济更好地获取“全球化红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杠杆炒股平台哪个好，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资金融机构“大而不强”
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根据权威论述，“强大的金融机构”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门类齐全，即拥有金融体系所涉及的主要行业机构，包括银行、证券、投资银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租赁公司等，覆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大领域的各类机构；运营效率高，即是有较高科技和信息水平的业务系统；管理体系先进，决策机制灵活，业务流程便捷，盈利能力较强；抗风险能力强，即有成熟的、覆盖广的、运行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全球经营能力强大，即在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均有机构布局，在银行、证券、保险，外汇以及信托等业务上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对标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目前中资金融机构“大而不强”。所谓“大”，是指资本、资产、客户、分支机构等规模庞大，但主要在境内。所谓“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业务创新能力偏弱，产品和服务的提升步伐缓慢，业务结构相对简单和传统。其次是国际化经营水平较低，国际业务占比较小。2025年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仅约1.98万亿美元，占中资银行总资产的2.97%，即便考虑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该占比仍然不高于3%，其中，中国银行的境外资产占比最高，约为22%，其他银行则多数远低于10%。而美国、欧元区、英国银行业的境外资产占比则分别超过12%、25%、35%，其中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的境外资产占比更是70%以上。再次是跨行业的综合经营能力不足，一些大型机构虽有一批跨行业的子公司，但经营水平不高，相互合作和支持有限。再其次是盈利能力偏弱。2024～2025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ROE）为8.5%～9.8%，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为10.9%～11.7%，欧洲大型金融机构为9.2%～14.6%，加拿大大型金融机构最高为13.5%；同期，资产回报率（ROA）美国为0.98%～1.05%，欧洲0.51%～0.8%，中资机构行业平均为0.76%；同期净息差美国为2.49%，中资为1.53%。在盈利手段相对有限、息差持续收窄和不良资产压力增加的条件下，银行业盈利水平下行压力增大。最后是除银行业规模很大和保险业相对较大外，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等机构在规模、业务创新、风险管控、盈利水平等各方面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金融强国建设分析框架和参照系的基本逻辑是国际比较。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只是与自己的过去比，是不可能最终建设成为强大的金融机构的。因此，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金融机构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导向意义。金融机构全球布局能力强了，尤其是国际竞争力强了，才能称得上是“强大的金融机构”。中资金融机构要实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建设强大金融机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大国，我国正在从贸易大国开始走向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尽管外部环境复杂，风云变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大，但在科技革命、产业升级、人才红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和支持下，中资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因此必然需要金融机构伴随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商业银行迅速在全球布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商业银行也是这样做的。主要金融机构在全球布局的主要出发点就在于为本国企业跨国投资提供跨国金融服务，中资金融机构同样肩负这一使命。
为了服务好“走出去”的企业，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通常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根据境内主要客户在海外投资的方向和程度进行相匹配的机构布局，如“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是重点区域；与当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把握政策变化，及时为境内“走出去”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和非金融服务；深入地调研所在国金融市场，结合“走出去”客户需求，提供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持续观测和分析当地金融市场发展变化，及时管控金融风险，帮助本国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防控相关风险。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是有风险的。当今世界具有两大风险根源：美国赤裸裸的霸权霸凌行为和此起彼伏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资金融机构全球化经营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美国霸权行为导致全球贸易秩序全面崩塌，贸易战、关税战四起，国际贸易增长受挫，甚至引爆地缘热战，各国经济发展环境变差，中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风险陡然增大。随着地缘政治博弈程度加深，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遭受战火或受其影响，导致中资金融机构服务的本地企业经营遭遇挫折，中资银行面临严重的资产损失风险，需要及时采取资产保全举措。近期，美以伊冲突不断升级，多家中资银行紧急收缩对中东地区的债务风险敞口，限制或暂停发放贷款，并转卖了部分银团贷款类资产，减持了部分中东主权债券。相类似的状况未来可能还会在中东、拉美和非洲发生。部分国家政权更替导致政策转变，中资企业投资项目遭到人为破坏，中资银行信贷相应面临信用风险。
当前，尽管逆全球化潮流来势汹汹，但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全球化红利依然存在，中资金融机构全球化经营仍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一是中资企业“走出去”具有持续增长和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需求。随着中资企业海外购并、本地经营、全球供应链整合升级，其金融需求已从常规的业务发展为银团贷款、全球资金管理、汇率避险、跨境并购融资、境外发债等综合性服务。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人民币已稳居中国对外收支的第一大支付结算货币。一些国家正在大宗商品贸易中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投资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资本规模也在逐步扩大，人民币已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外汇储备所持有，为中资银行带来了持续增长的业务空间。三是制度型开放带来政策红利。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包括境内离岸金融制度构建，自贸账户体系升级，监管环境优化等。这将为中资银行带来系统性竞争优势。四是全球资本呈现“东移”战略动向。在全球经济大变局、大分化和大重组背景之下，国际资本正在重新评估新兴市场资产，普遍看好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近期，中国香港私人银行资产激增、中东主权基金加速布局港股IPO、成交量显著放大等，似可作为证明。这将为中资金融机构带来跨境资产配置和提供相关服务的新空间。五是新兴市场的多元化布局机遇。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对外经营投资活动正在从传统欧美市场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东盟、中东、中亚、北非、拉美等新兴市场拓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和贸易往来活跃，为中资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银团贷款、供应链金融等领域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三、中资金融机构强大需要实现三个突破和建设六项能力
从中国经济金融的规模看，国内金融机构应该有能力和有条件实现从“重要的参与者”到“主导者”之跨越。首先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人民币国际化达到较高水平。人民币业务是中资金融机构的主体业务，也是其业务优势所在。人民币若成为全球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中资金融机构的优势就能够较好地发挥出来。其次需要突破的是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可兑换。人民币只有在境内和境外均实现了可兑换，才有可能在全球被广泛地持有和便利使用。在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在全球配置资产和便捷进行投资交易仍然存在诸多不便甚至障碍，中资金融机构的本币优势会受到抑制，难以达到与全球规则切实相对接。再者需要突破的是中资金融机构国际经营能力的大幅提升，包括国际业务创新能力、综合经营能力、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以及增加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等。
展望未来，中资金融机构要成为“强大的金融机构”，迫切需要从组织、服务、产品、风控、科技、人才和品牌等方面加快推进六个核心能力建设。一是组织架构适配能力建设。要打破境内外割裂格局，建立全球一体化管理体系，推行“区域+业务条线”矩阵式管理，压缩决策链条，实现全球资源统一调度。二是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建设，从存贷业务为主向综合化转型，打造跨境人民币结算、全球资金管理、跨境投融资、外汇避险等一体化方案，适配中企“走出去”与外资“引进来”需求。三是风险管理与合规能力建设。需构建覆盖全市场、全币种、全业务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反洗钱、合规和国别风险评估，切实将合规嵌入业务全流程，提升跨境风险实时监控与处置能力。四是金融科技能力建设。加快科技赋能，搭建全球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推进跨境数字身份认证、电子单证审核与区块链应用，提升跨境业务效率与客户体验。五是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懂国际规则、跨文化沟通、精通跨境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全球人才选聘、激励与培养机制，为全球化运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六是强化全球品牌建设。通过服务提质和科技赋能，持续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市场认可度。
从政策层面来看，亟待完善顶层设计，支持金融机构从制度、监管、市场、保障等方面更好地“走出去”，提高服务中资实体企业的效率和质量。在制度开放方面，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优化负面清单管理；放宽金融机构境外展业准入与业务限制，简化境外分支机构设立、并购及业务牌照审批流程。在跨境金融便利化方面，扩大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与应用场景，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资金池管理政策，推动优质企业跨境业务电子信息办理，提升跨境资金流动效率。在监管协同方面，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健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沟通协作，建立跨境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在市场与基础设施支持方面，加快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人民币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中心地位，完善境内离岸人民币市场、外汇市场与衍生品市场体系建设，为金融机构全球化提供本土市场支撑。此外，还需完善跨境金融财税、人才政策，加大对金融机构境外展业的风险补偿与激励，构建“走出去”金融服务保障体系，助力金融机构在全球竞争中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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