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上。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金融与科技优势港股配资软件，主导全球治理、产业链与货币体系。在这一结构下，资本、商品、能源和技术得以在全球高效流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扩张阶段。然而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危机正反复冲击世界秩序。2026年3月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事件以来，地区紧张局势反复，其所牵动的不只是石油运输与地区安全，而是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地缘风险正在撕开旧全球化秩序的裂缝，推动中东格局、全球秩序、全球经济、产业链、能源以及货币体系六大维度的深层重构，改写全球治理的运行逻辑。
一、全球政经体系的六大深层重构
当前，中东变局已逐渐演变为撬动全球政经体系重构的核心支点，沿着“地区安全—全球秩序—经济运行—产业布局—能源体系—货币格局”六大维度递进，推动世界格局加速重塑。
（一）中东格局重构：从单一外部依赖到多方平衡的安全新秩序
美以伊冲突的持续演进，正在重塑中东地区延续数十年的安全架构。长期以来，中东安全秩序主要依托外部大国的军事存在与安全承诺构建，海湾国家曾普遍形成对单一外部安全保障的单向依赖。而此次地区冲突可能促使海湾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安排，推动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地区国家主动防护、多方平衡和低烈度摩擦并存的新阶段。海湾国家可能会强化安全能力建设，包括加强本国军工体系，提升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能力。这一点在近年来的军费开支上已有所体现。2024年，中东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占GDP比重已升至4.18%，军费支出规模较2022年提升约24%。未来这一上升趋势预计将进一步加速。同时，相关国家在外交上也会更加重视多元平衡，在维持对美安全合作的同时，拓展与中国、俄罗斯、欧洲以及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在此局势下，美国受国内政治、财政可持续性与全球战略重心调整的约束，在中东的投入与干预有所弱化。
（二）全球秩序重构：从美国管理型霸权到多极化的地缘政治新常态
中东变局本质上是全球秩序重构的缩影，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全球管理型霸权”已难以为继。二战后，美国通过提供安全保障、美元流动性与开放市场，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制度体系，支撑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但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以及维持霸权的成本攀升，其战略逐渐从“全面管理”转向“离岸制衡”，通过选择性军事干预、盟友责任转嫁、关键技术封锁与规则重塑等低成本方式维持影响力。基于麦金德“世界岛”理论与米尔斯海默离岸制衡逻辑，美国在收缩中东投入的同时，强化了欧洲、东北亚等关键区域的联盟，围绕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展开竞争。前者旨在降低秩序维护成本，使全球公共品供给呈现出明显的条件性与交易性特征；后者则是为了守住全球权力的核心阵地。
随着美国不再无条件提供海上航道安全、全球金融稳定和自由贸易秩序等公共产品，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尚不足以填补空缺，全球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全球地缘风险明显上升，2026年3月，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达到251.4，较2020年初上涨230%。全球军费开支也在2024年突破2.6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球地缘风险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改变，未来将呈现出分散化、频繁化、长期化的摩擦特征。
（三）全球经济重构：内生脆弱性放大外部冲击的低增长时代
全球地缘政治重构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底层假设。过去数十年，稳定的安全环境、低成本的全球分工、可预期的能源供应和美元流动性，支撑了全球经济扩张。而随着美国公共品供给的收缩，全球经济的安全缓冲垫持续变薄，且外部秩序的变化叠加在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周期上。
人口老龄化、债务高企与逆全球化构成了全球经济压力的三重底层约束，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弹性下降。低增长迫使各国政府和央行通过财政和货币刺激来托底经济，但政策资金更易流向金融资产、房地产和高估值科技板块，而非能够提高生产率、改善真实收入的实体部门。由此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又会推动一国民粹主义抬头与政治极化，从而强化地缘政治风险，反向拖累经济增长，形成螺旋向下的负反馈链条。
在此基础上，又有三大因素进一步放大全球经济的系统脆弱性。第一，美国单边主义削弱了传统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推高供应链成本与资本风险溢价。第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期，传统动能走弱，新动能尚在培育，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效应边际下降。第三，作为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AI板块估值提前透支，市场预期领先于实体收益，一旦遭遇地缘冲突、融资收紧、盈利不及预期等冲击，估值泡沫出清将显著放大金融市场波动。
由此可见，未来全球经济或将长期处于“低增长、高波动、高分化”状态，经济、金融与地缘政治周期的深度联动，使得局部风险易演变为全球性系统风险。
（四）产业链重构：从效率优先到安全约束下的全球产业再布局
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环境下，全球产业链的运行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全球化的核心原则是效率优先，跨国企业主要根据成本、物流和市场便利性在全球配置产能。而现在，地缘政治风险、供应中断风险、制裁风险和关键技术封锁风险的长期化，使得关键产业、技术与资源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全球进入战争、危机或安全风险上升阶段，政府干预往往重新强化，国家资本、产业政策与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性便会上升；而当全球进入和平扩张与技术繁荣阶段，市场化与自由化则会重新占据主导。
当下产业链重构的本质正是各国通过产业政策重建自身供应保障能力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弱复苏状态，传统宏观政策难以解决关键产业缺位、技术竞争压力和供应链脆弱等结构性问题。于是各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府采购和出口管制等手段，引导资本、技术和产能进入战略领域。而在后疫情与冲突时代，供应链脆弱性的暴露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安全意识，使用产业政策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安全优先的主导逻辑下重构。在此期间，全球产业政策干预措施数量从2009年的300项增至2025年的3700项。
但安全化重构本身也会带来新的宏观代价。供应链冗余、产业回流、国防开支、能源安全、关键矿产储备和技术补贴，都意味着政府开支上升和资源重复配置。部分产业可能出现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企业也需要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库存成本和供应链管理成本。
（五）能源体系重构：从资源依赖到制造驱动的能源安全新范式
产业链重构、供应链备份、关键产能回流等调整最终都离不开能源。能源安全是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石，也是地缘冲突最容易触发连锁反应的领域，会波及工业生产、跨境运输、通信网络、数据中心和国防体系，也会同步对企业成本、居民购买力、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造成压力。
美以伊冲突再次暴露了传统能源体系对地缘秩序与关键通道的高度依赖，推动能源转型从单纯的气候政策升级为各国核心国家安全战略。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一场从“挖出来”到“造出来”的变革。传统能源时代的安全取决于资源储量与航道控制等，而新能源时代的安全则取决于制造能力、技术迭代与供应链完整性等因素。
中国在这场能源革命中实现了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引领的转变。在新能源时代，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最完整、规模优势最强、成本下降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24年，中国多晶硅、光伏组件、锂电池、风电机、新能源汽车产量全球占比分别达到93.5%、84%、78.6%、72%、71.7%。未来，谁拥有完整产业链、规模优势和持续降本能力，谁就更可能在未来能源安全竞争中占据主动，中国有望获得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六）货币体系重构：从“石油美元”到“新能源人民币”的货币新格局
能源体系的变革最终会传导至金融和货币层面。“石油美元”体系的松动与“新能源人民币”的崛起，成为这一进程最显著的特征。
当下美元体系正出现裂缝。受特里芬难题、美国长期双赤字影响，美元信用不断弱化。同时，美国频繁将美元体系武器化，损害了其中性公共品形象。2026年一季度末，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价值已升至3.93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债作为储备资产的总价值。
“石油美元”的松动正在动摇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依托的油气贸易、美元金融市场、美国在中东的安全保障和对能源通道的影响力均已发生变化：
能源转型降低传统油气贸易在全球能源增量中的权重，部分国家正重新评估美元资产和美元支付体系的政治风险，同时美国在中东更具条件性的安全供给正削弱石油美元背后安全安排的稳定预期。
在此背景下，新能源产业链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场景。不同于传统油气，新能源体系是一套制造、工程、融资和长期运维体系。且其项目金额大、周期长、链条复杂，依赖融资安排和风险管理，为人民币提供了比一般商品贸易更有延展性的使用场景。未来，中国的制造能力、工程交付能力、供应链完整性和跨境金融配套等综合优势将有望支撑起新能源产业链中的人民币使用。人民币的机会，来自中国贸易网络和新能源产业链影响力的外溢。能源体系从油气资源逻辑转向新能源系统建设，正在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二、从六大重构透视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
过去全球化高速运转所依赖的治理模式建立在“单一中心主导”的结构之上，其稳定运行依赖几个前提，包括全球安全环境总体稳定、主要大国之间保持基本稳定合作以及美国能够持续提供足够的全球公共品等，但这些前提正在被打破。在前面所述的全球政经秩序六大重构的背后，是全球治理体系在主体、逻辑和内容上的多重维度的失衡与重塑。未来全球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多极化、高风险与强竞争并存的环境下，如何重新建立全球合作机制、风险协调机制与公共品供给能力。
（一）治理主体变革：从“单极主导”走向“多元协同”
全球政经体系的重构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单极治理体系的松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大多形成于二战后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等核心机构的结构，长期由西方主导。然而全球经济格局已发生变化，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40%左右降至近年来的26%左右，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卓然壮大，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但其代表性依然不足。例如，美国目前在IMF中仍拥有超过16%的投票权，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而整个非洲地区的投票权占比却不足7%。这种治理权力与经济现实之间的错位，成为重构的根源。
在中东格局与全球秩序重构中，美国受财政压力、国内政治分化与战略重心调整影响，其全球公共品供给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能源体系重构颠覆了传统油气国家的能源霸权；货币体系重构体现了美元体系的动摇。同时，中国、欧盟、印度、中东国家以及各类区域组织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主体已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未来全球治理将不再是单一大国主导，而更可能演变为多力量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又彼此竞争的体系。
（二）治理逻辑转变：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
过去全球化强调资本、商品与技术自由流动，通过最低成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疫情冲击、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持续动荡表明，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的治理逻辑，已愈发难以应对供应链中断、能源安全、金融制裁与地缘冲突等系统性风险。因此，全球治理逻辑转向“安全优先”。
正如中东格局的重构与全球秩序的重构映射出全球安全体系的再平衡；能源体系的重构反映出各国对资源保障安全稳定的重视；货币体系的重构体现了全球金融安全诉求上升；产业链的重构则正是国家介入产业布局与供应链安全的结果。可见未来，产业链布局不再只考虑成本效率，而是更加重视供应安全与政治稳定；能源治理从资源获取转向新能源制造能力竞争以保障供应安全；货币体系也从单一美元锚定，逐渐走向多元化与金融安全导向。
顺应这一逻辑的转变，各国政府将会强化对关键产业、能源体系、科技创新与金融的干预，产业政策、安全审查等工具重新回到国家治理中心。这些变化意味着，未来全球治理将更加突出韧性、安全与可控性。效率仍然重要，但安全约束已经开始凌驾于单纯效率之上，全球治理正在进入“高安全成本时代”。
（三）治理议题扩展：发展与安全双轮驱动，多维度交织渗透
传统的全球治理议题聚焦地缘安全、国际贸易、金融稳定，但上述六大重构反映出，当前全球的发展与安全关注呈现出政治、安全、产业、能源、科技与金融等维度交织的特征。例如，中东地缘冲突沿能源、产业链、货币体系层层传导，倒逼各国全面重视供应链安全。
发展领域有三大转变趋势。一是从单一经济增长到包容性发展。正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将发展内涵从17个维度全面铺开。二是发展模式转向绿色低碳。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清洁能源转型等成为硬约束议题。三是发展形态向数字经济延伸。数字鸿沟弥合、数据要素跨境流动规则、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等成为治理新重点。
安全领域则呈现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相互叠加态势。大国博弈、地区冲突、军事格局调整等传统安全问题升温。
如今“发展”与“安全”已深度绑定：安全日益成为发展的前提，而发展失衡又成为安全风险的根源。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路径与历史担当
全球正处于“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有能力且有义务更加积极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于2025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与传统西方治理模式不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优势，在于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以及较强的国家组织协调能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治理模式，能够形成较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一）推动全球治理权力与经济实力再平衡
如前文所述，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仍深受二战后西方主导格局影响，核心机构的决策机制难以反映全球经济力量的现实变化。对此，中国应更加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主体变革。一方面，推动IMF、世界银行以及WTO等传统国际机制改革，重点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性与发言权，引导治理议题向发展中国家诉求倾斜。例如，可推动现有国际机制在投票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并呼吁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其高级管理层中的比例等。另一方面，构建更加多元的全球治理平台，强化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协调功能，推动形成南南合作网络，通过能力建设、人才培训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能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平衡、多元、包容的方向演进。
（二）提供兼具效率与安全的公共品
在传统安全领域，构建对话协商型治理路径，做全球安全的稳定器与协调者。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协调作用不断增强。2023年沙特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成为近年来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缓和事件之一。且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可进一步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合作平台，推动建立常态化安全对话与危机管控机制，在中东、亚太等热点地区积极劝和促谈，为全球提供更加包容的安全公共品。
在新兴安全领域，输出中国标准、规则与供应链备份体系。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正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中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1079项，推动500余项标准实现中外互认，在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重大项目中广泛应用。未来，可进一步加强在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合作与规则协调；同时，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布局跨境产业合作园区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推动构建多区域联动的全球供应链备份网络，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多元、稳定、可替代的供应链选择。
（三）将新兴领域实践优势转化为全球治理规则
当前在能源转型、数字治理、人工智能、公共卫生与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普遍存在规则碎片化和治理真空问题。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气候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数字规则制定、公共卫生合作等新兴领域国际协调，在新能源、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方面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既是全球最大新能源生产国，也是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应进一步加强绿色技术合作与绿色金融支持。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中国应基于自身的AI优势主动推动建立兼顾安全与公平的国际规则，避免技术垄断与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四）积极推动能源—货币联动改革
新能源革命与AI时代的到来为当前全球货币体系从“石油美元”向多元货币体系转变提供了历史窗口。在中国工业体系优势的加持下，人民币国际化有望拓展新的思路。第一，推动人民币与算力物理层深度锚定，加强人民币与关键战略资源、绿色电力、算力网络和工业产出的结合。例如，在战略性矿产和金属贸易中扩大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与实际资源储量、绿电供给和算力单元形成更加稳定的价值锚定。第二，重构支付层，依托“一带一路”与RCEP框架，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工程结算和能源合作中的场景落地，逐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产业循环中的使用深度。这些探索的核心目标并非替代美元，而是在新能源革命、AI革命与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稳定、多元、可持续的货币与金融公共品选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均衡与包容的方向演进。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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